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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工作、生活期间,常启德对中国的绿色发展感触颇深。他曾多次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库布其沙漠考察,他说:“那里作为中国第七大沙漠,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发电,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在治沙中被广泛应用,曾经的浩瀚沙海已化身农业绿洲,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农业、畜牧业发展欣欣向荣,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据山东高速集团京台高速齐济段改扩建项目办工作人员徐坤淼介绍,该项目是京台高速山东段改扩建的最后一段,是国内首个“六改十二车道”高速改扩建工程。“改扩建方式极具巧思,以两侧分离加宽为主,黄河特大桥主桥段采用单侧分离加宽(双向行驶),起点终点衔接段采用两侧拼宽的独特方式。”
深圳方面也表示,设立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汇聚多元资本构建人工智能百亿基金投资生态,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探索投补联动、投贷联动等支持机制,打造陪同企业成长的耐心资本。
“舌尖上的浪费”大幅减少。郴州实施这项改革后,堵住了超标准超范围接待、虚报套取公务接待费用等漏洞。郴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统计表上,一组数据格外醒目:2024年6—12月,郴州市公务接待费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44.91%;2025年,全市公务接待预算数同比下降51.70%。
当地时间3月20日下午,据韩国宪法法院消息,宪法法院将于当地时间3月24日上午10时就遭停职的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弹劾案进行宣判。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罗森:敦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交汇点,它展示了西亚的艺术与思想如何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在唐代壁画和装饰中所见的诸多精美图案,实际上正是通过敦煌这一门户自西亚传入,并在中国工匠的巧思之下加以融合、演变形成的。从墓葬文化到石峁遗址,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必须关注不同的“文化入口”,即外来文化如何进入中国。这些入口几乎都位于北方,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文化传播通道是河西走廊、汾河流域和北京地区。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中国对海洋的利用一直相对有限。明朝之前,海洋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我想,部分原因在于首都与海洋相距遥远,统治者对海洋事务的关注较少。并且,海上盗匪的存在也使得中国对海洋发展的兴趣不大。然而,到了明朝,随着外国势力的到来,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人,你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新疆和草原通道。但随着欧洲人掌控大西洋,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知道,欧洲人首先掌控了大西洋,而中国从未真正尝试过主导海洋。对欧洲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的必要,因为欧洲被海洋环绕,如果不掌控海洋,欧洲人就无法维持生存。因此,欧洲人不得不进行这项壮举:横渡大西洋。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你不能直接穿越大西洋,也不能绕过非洲直达印度洋,而是必须先向西航行,抵达南美洲,然后再折向东,绕过非洲南端,沿着一条极为复杂的航线前往中国。实际上,中国完全有能力穿越太平洋,但历史上几乎没有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