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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投促办（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张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是国内外投资者了解上海、投资上海、投资中国的重要平台。这些年来，上海之所以广受全球投资者的关心青睐，得益于国家各类政策的大力支持，得益于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也得益于我们持续构建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优势。主要有三方面：

　　张金瑞介绍，政府支持产业应用人工智能采用类似消费券的形式，“如果人工智能企业可以解决产业用户痛点，用户自然会买单，政府再给予补贴。应用应该选取小切口，比如医疗领域拥有众多领域，每个领域的数据不同，所需人工智能赋能的关键点也不同。对于人工智能企业来说，首先要拿到核心数据，其次就要看应用能否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综合创新成本低”，多家始于张江、兴于张江的企业，他们的管理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个关键词。自1992年起，从“张江高科技园区”到今天的“张江科学城”，这片曾是农田与村庄的土地，已然成为“上海创新”的一面旗帜，“中国创新”的一个品牌。

　　“比较难的是适应那200多摄氏度的铁锅，炒茶人都是赤手上阵，只为更好地感受温度与茶叶的微妙变化。”在陈超鹏看来，这份坚持，是对传统的致敬，也是对技艺的锤炼。

闲谈中，我得知罗森教授已将许多关于西方艺术与建筑的藏书捐赠给了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她不仅在传承知识，也在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友谊。恰巧，昨天我刚参观了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展览，采访便从这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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